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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承焜

普林斯頓大學(普林斯頓)
藝術與考古學系

論文題目

生態交會:十九世紀廣東對自然世界的觀察與描繪

廣東畫家居廉(1828–1904)將自然世界作為其藝術生涯的核心題材。他的作品植根於中國花鳥畫的既有傳統,卻又對生物的形態、行為,以及它們之間的生態關係,作出格外具體而細緻的觀察。透過對自然題材的選擇與處理,居廉重新協商花鳥畫的邊界,不僅拓寬了該畫類所能涵蓋的內容,亦延伸了其描繪非人物種的方式。本論文將畫家放置於十九世紀廣東的歷史情境,並重構筆者所謂的「超越人類的交會生態」(Ecology of more-than-human encounter)——也就是使動植物得以被接觸、觀察與描繪的關係場域。此研究取徑將焦點從自然世界作為圖像內容,轉向使物種獲得可見性的社會、環境與技術過程。筆者主張,交會(Encounter)與視覺再現為相互影響的兩個環節。接觸自然世界的具體條件形塑了居廉所能觀察到的事物,而花鳥畫的成規則組織了他的方法,並將其所見賦予圖像形式。唯有重構此種互為關係,方能理解繪畫如何在居廉手中成為探究自然世界的一種方式。

本論文分為兩大部分,共計四章。第一部份「交會的條件」(Conditions of Encounter)重構促使居廉與特定動植物交會的社會與環境條件。該部梳理居廉的親屬、師承與贊助網絡,考察這些社交關係如何形塑居廉的藝術養成,以及他進入場所與園林、並接觸特定自然物種的途徑。該部同時追蹤本土與外來動植物流轉於陸路與海運路線、廣州市集、花埭苗圃和私人莊園的軌跡,論證社會關係、區域環境、跨國交流與生物本身的生理需求,如何制約了它們的移動、存活,以及成為居廉觀察對象的可能性。論文第二部份「描繪交會」(Picturing Encounter)則考察花鳥畫的資源如何轉譯這些交會,又如何在交會的過程中被重新塑造。該部探討居廉如何將熟悉的母題與鮮少入畫的生物並置,同時將注意力引向生物過程與生態互動,從而重新界定花鳥畫所能呈現的視覺表現與意義。此外,本部亦檢視居廉觀察與創作之間相互作用的關係,探問其標本製作等實踐如何制約觀察,而對水、粉、顏料與墨的技法操控,又如何形塑自然物像在畫面上的呈現方式。透過與同在廣東製作的外銷畫及博物學圖繪進行比較,文章說明相近的觀察條件如何產生不同的視覺形式,進而釐清圖像成規與工序在構成自然圖像時所扮演的角色。本論文由此重新審視居廉在中國繪畫史與博物學史中的地位,闡明其作品如何體現對自然世界的觀察、描繪與實證探究,以及這些實踐如何根植於十九世紀廣東的具體條件。

居廉(1828–1904),《朱頂蘭》,無紀年,直徑55厘米,扇面,紙本設色,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