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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画家居廉（1828–1904）将自然世界作为其艺术生涯的核心题材。他的作品植根于中国花鸟画的既有传统，却又对生物的形态、行为，以及它们之间的生态关系，作出格外具体而细致的观察。透过对自然题材的选择与处理，居廉重新协商花鸟画的边界，不仅拓宽了该画类所能涵盖的内容，亦延伸了其描绘非人物种的方式。本论文将画家放置于十九世纪广东的历史情境，并重构笔者所谓的「超越人类的交会生态」（Ecology of more-than-human encounter）——也就是使动植物得以被接触、观察与描绘的关系场域。此研究取径将焦点从自然世界作为图像内容，转向使物种获得可见性的社会、环境与技术过程。笔者主张，交会（Encounter）与视觉再现为相互影响的两个环节。接触自然世界的具体条件形塑了居廉所能观察到的事物，而花鸟画的成规则组织了他的方法，并将其所见赋予图像形式。唯有重构此种互为关系，方能理解绘画如何在居廉手中成为探究自然世界的一种方式。

本论文分为两大部分，共计四章。第一部份「交会的条件」（Conditions of Encounter）重构促使居廉与特定动植物交会的社会与环境条件。该部梳理居廉的亲属、师承与赞助网络，考察这些社交关系如何形塑居廉的艺术养成，以及他进入场所与园林、并接触特定自然物种的途径。该部同时追踪本土与外来动植物流转于陆路与海运路线、广州市集、花埭苗圃和私人庄园的轨迹，论证社会关系、区域环境、跨国交流与生物本身的生理需求，如何制约了它们的移动、存活，以及成为居廉观察对象的可能性。论文第二部份「描绘交会」（Picturing Encounter）则考察花鸟画的资源如何转译这些交会，又如何在交会的过程中被重新塑造。该部探讨居廉如何将熟悉的母题与鲜少入画的生物并置，同时将注意力引向生物过程与生态互动，从而重新界定花鸟画所能呈现的视觉表现与意义。此外，本部亦检视居廉观察与创作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，探问其标本制作等实践如何制约观察，而对水、粉、颜料与墨的技法操控，又如何形塑自然物像在画面上的呈现方式。透过与同在广东制作的外销画及博物学图绘进行比较，文章说明相近的观察条件如何产生不同的视觉形式，进而厘清图像成规与工序在构成自然图像时所扮演的角色。本论文由此重新审视居廉在中国绘画史与博物学史中的地位，阐明其作品如何体现对自然世界的观察、描绘与实证探究，以及这些实践如何根植于十九世纪广东的具体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