獎項

十四至十九世紀間，中國陶瓷的流通範圍極為廣闊：從伊斯法罕的瓷器商鋪到東非海岸的斯瓦希里貿易城鎮，從開普敦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倉庫到馬爾代夫島民的居所。在這一全球流通的背後，是一個正經歷深刻變革的生產體系：五個世紀之間，中國陶瓷生產的重心逐步由浙江、江西的內陸窯場轉向福建、廣東的沿海地區，從根本上改變了產品的種類、製作方式與流向。學界對此一轉變早有認識，但其空間維度從未被系統測量，它與海上貿易之間的關係未經量化，它對海外消費者實際所得的影響亦未經實證檢驗。

本論文通過整合分析三組相互獨立的考古資料以填補上述空白：中國南方六省737個地點的1,104處窯址、69艘沉船的陶瓷貨物，以及印度洋世界19個國家267處考古遺址的陶瓷組合。三組資料均置於統一的年代框架與51類標準化陶瓷分類體系之下進行分析。論文運用時間不確定性分析（aoristic analysis），在窯址斷代普遍不精確的情況下重建概率性的生產軌跡；兩項新的空間分析顯示，1300至1675年間在產窯址與最近海港的平均距離縮短了48%，而景德鎮與福建的生產組織模式存在根本差異。沉船序列分析則識別出外銷貿易的三次結構性斷裂，分別發生於約1500、1567與1800年，每一次都伴隨主導器類、產地與承運方的同步變化。

海外消費資料證實這些轉變確實傳導至海外市場，但也揭示出貫穿全文的關鍵不對稱：景德鎮產品在遠洋遺址中的主導地位一直延續至約1800年，比福建在窯址數量上超越景德鎮的時間晚了約150年。換言之，窯址數量不能等同於市場份額。要理解為何一件精繪的景德鎮青花盤被霍爾木茲的收藏者所得，而一件裝飾簡單的德化碗卻流入斯瓦希里人家，必須超越器物本身，考察塑造其旅程的生產體系、貿易網絡與市場結構。本論文首次完整重建了這一從窯場到消費者的全部軌跡。